中国软件外包生存现状

2002年夏日的一个夜晚，在上海一个普通的西餐厅里，两个年轻的程序员透过玻璃看着窗外，埔东大道上奔驰和美女交替闪现。其中一人叹息道：“我一行代码才值七毛五，coding多少年才能......”。“别说了！烦不烦？”另一个声音打住了上面的哀叹。

两位主人公分别在埔东的两家软件公司里工作，长期机械地编写代码以及拘谨的薪水使他们觉得“在中国做技术一点不爽”，“国外(程序员)写一行代码有20个美金！”他们显得很明白国际价格。他们的公司每天做的都是外包活，“一点劲都没有，全是体力活”。

软件出口却是香馍馍

是什么导致了两个年轻程序员的烦恼？似乎是不很喜欢外包的缘故。但是，这并不妨碍上海正在成长为中国软件业一个巨大的外包基地，一些IT公司纷纷在上海操起了软件外包出口业务。目前的软件出口主要包括软件技术转让或许可、向用户提供的计算机软件和信息系统、信息数据有关的服务交易、随设备等形式。

今年4月11日，微软在埔东投资成立了上海微创软件公司，微软(中国)总裁唐骏称：上海微创未来两大业务之一就是外包大型跨国企业的软件生意。在此之前，美国WebEx创始人、总裁朱敏也在埔东发下了宏愿，期望成为上海第一大软件外包企业，明年则要在全中国拿下前三大的头衔，为此，他们与支持外包软件发展的上海浦东软件园区一起成立了策略联盟。

其实不仅仅是上海，7月28日在大连结束的中国国际软件交易会上，辽宁省也把目光盯准了软件出口业务，东软就是国内吃外包业务的好手。据统计，在2001年中国软件产业出口总额60亿元人民币中，辽宁省贡献了其中的十分之一，软件出口额达到了6亿人民币。

6月初，信息产业部排出了《2002年我国软件产业前100家企业》，有许多家都做着软件出口，排名第一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2001年出口额达到了4891万美元，在所有的软件出口企业中排名第二。中软也有着软件出口的传统，中软一直与IBM等国外大企业有着“外包”方面的合作，并且有着数百人的团队专门从事出口业务。不仅与此，中软未来还有更大的举措，中软年初借北京组建出口联盟之机，正式对外宣布：将在三五年内使中软软件出口队伍“跳跃”增长到几千人规模，形成品牌和分工恰当的产业链，完成外包业务的规划。

另外，北大方正、福建富事通、上海启明、创智软件等有着大量的软件出口业务。最近因在全国招聘5000名软件工程师而引起媒体关注的托普集团，也透露了将致力软件出口的想法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在核心软件无法超越国外软件巨头之前，国内的软件公司是不能避免选择“打工”的命运了。

6月底的一期《远东经济评论》认为，中国正大步追赶印度，有望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软件和IT服务出口国。在人力成本上，中国软件人员的工资比印度同行低15%到20%，仅相当于美国软件人员薪金的六分之一。对此，Gartner研究公司今年初发表的研究报告预测：中国将成为又一个外包前沿阵地，预计在2007到2010年间，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包市场。

新敌东亚出现

未来无法预期，然而印度已经敏感地察觉到了上述的这种可能。这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已直接带着外包经验杀到了中国，6月18日，亚洲最大的软件公司，印度塔塔咨询服务公司正式落户浦东软件园。至此，印度排名前4位的软件公司全部踏入中国，并且落脚点都定在了上海。《华尔街日报》分析这一现象时称，印度软件公司进入中国看中的是人力成本和特定的语言文化优势。显然，这一语言优势并非是指针对英语国家的优势，而是指面向日韩等东亚国家。

印度最大的信息技术外包公司Infosys在上海建立了一个软件开发中心，其一位区域经理Vineettoshniwal表示，成立这个中心的目的在于增加公司进入日本以及韩国的机会，并作为印度外包贸易可能出现下滑的一种预防措施。

相对印度而言，中国软件业与日韩在沟通方面拥有着天然的优势，中日韩不仅在文化理解方面较为接近，相互之间的经济渗透也非常频繁。7月28日在大连结束的中国国际软件交易会完全证实了这点。日本到会的企业来了几百家，韩国企业也来了数十家。日本Justsystem有限公司董事长浮川和还宣读了《加强中日软件产业界合作关系的提案》，与其呼应的是，东软集团董事长、总裁刘积仁也作了《关于中日软件产业合作的思考》的演讲。

中日之间的外包业务确实非常紧密，有时一个日本企业还同时与国内数家软件公司建立外包服务的关系，比如中软、创智、亚星腾飞一直同时为日本NEC做外包服务。地域经济的沟通紧密使一些日资企业直接进入中国，利用本土软件人才开展外包业务，去年软件出口企业中，日电系统集成(中国)有限公司甚至以8657万排在了第一位。

印度软件业虽然一直以出口著称，但其主要出口地区还是欧美，有迹象表明，它们在东亚市场的表现并不十分突出。相反地，中国企业软件出口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日韩的。中软每年有七八百万的出口数额中，有80%以上都是来自于日项目；东软每年也有800万左右的对日出口；福建富士通每年对日外包业务也在600万左右。中国软件企业取得这些成绩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地缘优势。此次印度四大软件公司来到中国，看中东亚市场是主要动因，弥补地缘不利是主要动作，所以可以这么说，印度企业进入中国，觊觎的主要市场并非中国本土，而只是借用了中国地缘，赢得文化关联及低成本制造，最终进攻东亚市场。

很清楚的是，印度的一些大型软件公司往往动辄上万人，千人以上的软件公司并不少见，而在国内，即使中软这样的大型软件公司，单做外包业务的人员也不过数百人，何况印度软件还有国际化和成熟度方面的优势，中国软件企业可谓外敌当前。未来可能发生的是，中印两国软件出口业火拼东瀛韩台。

恶性循环困扰外包

“对日软件出口不会帮助中国软件企业成长，日本的外包商只是在利用你替他完成项目。”中国计算机软件与技术服务总公司副总裁陈宇宏博士在接受ZDNET记者采访时曾经直刺外包局限。科技部软件出口工作顾问王庆人教授指出：“中国软件企业必须清醒认识到，对日软件加工对于中国软件产业水平的提高没有根本性帮助，也无助于中国软件企业国际化的最终解决。”他认为，“日本是软件消费的巨人、软件开发的矮子。”

中科院子院士倪光南更加悲观，他强调在肯定印度软件产业成绩的前提下，不能不看到“软件出口”的局限性。他曾撰文指出：“2001年在全球软件总额中，印度只占1.6%，与第一位的美国(占42%)相差极大，也远不及欧盟及日本(10.6%)。印度的‘软件出口’主要是为美国软件公司进行加工，而加工者一般不拥有最终的软件产品和知识产权，因此这种‘软件出口’不是产品和知识产权的出口而是软件劳务的出口。由于没有生产环节，印度的软件工厂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‘生产’，而是为美国公司做软件开发中的部分工作，是一种‘软件代工业’。印度宣称美国客户购买的软件产品中有60%是印度制造的，但同时有资料说，美国软件的本国提供率是97%，比较两个数据表明，虽然美国用的软件大量地利用印度代工，但绝大多数软件产品和知识产权仍属于美国公司。”他并且认为，这种外包业务受美国软件产业的牵制过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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